就是不知道這表弟帥不帥……

老嫂子就約著表弟來了我家。

我看見他的第一眼就恨不得自摳雙目。

6.

我模樣還過得去，可那男人又矮又胖，一嘴凌亂的大黃牙，眼神也特別猥瑣。

並且他一開口就是：「桂蘭，我是見過你的，我們是小學同學。我也看得上你。可是你家娃太多了……」

「啥意思？」我一臉警惕。

他咧嘴笑：「上次不是聽說你想扔一個丫頭出去嗎？我家正好有個親戚沒孩子，還有這老三幹脆也一起……」

窗外，三個娃正緊張地張望著這邊。三雙清澈的眼睛裡寫著對未來的恐懼。

我怒火中燒，當下就拍了桌子：「我看你在想屁吃，想扔我孩子？我扔你媽！」

他大驚，一旁的老嫂子也嚇了一跳：「張桂蘭，你胡說些什麼？中邪了？」

我拿了掃帚趕他們：「都滾遠點，少打我孩子的主意。」

那木匠表弟氣得跳腳：「不是我表姐說，你這破爛人戶我來都不會來，你們就活該餓死，死了都沒人埋！」

我咬緊後槽牙，把這對奇葩姐弟趕出了院子，順手把他們帶來的兩包糕點也甩了出去。

三個娃忐忑不安，他們小心翼翼地問：「媽媽，你不會真的把我們送走吧？」

我搖了搖頭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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當天晚上，我沉默如鐵，坐在床鋪上，對著油燈發了好久的呆。

後來，我想明白了。

如今政策有限，我們在泥濘裡掙扎，就算我再能吃苦，債務也隻會越來越多。

我走不了二婚改善命運的捷徑，就隻能另闢別人不敢走的新路。

第二天，我帶著三個孩子徒步兩小時去了縣政府。

我找到辦公室，上交了我外公……也就是三個孩子的爹的全部歷史證明。

我外公生於 1932 年，13 歲那年就作為小紅軍參加了革命。解放之後回鄉當了農民，腿腳不便、家庭條件差說不上親，28 歲才娶了我外婆，生了三個娃。

兩年前，我們村裡水災，淹了好多房屋。他為了救人死於非命。

但是村裡沒有給任何照顧和補償，連口頭上的慰問也沒有。他們認為這是理所應當的。

我外婆是個老實人，從來不敢去問，去鬧。

但我不一樣，反正已經被逼上絕路了。

我把外公當紅軍的歷史證明、舊照片、返鄉證明，以及為村民殉難村裡的文字公告全部上交。

另附我在生產隊入不敷出，越掙越窮的工分證據。

7.

辦公室的人面露難色：「為人民服務難免有所犧牲呀，你們先回去，我會反應上去……」

我知道這全是敷衍，出了辦公室後，我就癱坐在了縣政府門口。

我帶著三個孩子聲淚俱下：「我不要撫恤金，不要烈士家屬的稱號，我隻求政府給三個孩子一條活路。」

我悲從中來，三個孩子哭天喊地，在縣政府門口哭成了一團。

圍觀的人越來越多，越來越多……

哭累了，癱一會兒。號餓了，吃兩口幹糧。三個孩子也是此起彼伏，哭得很有節奏。

這個年代的人老實，像我們這樣臉皮厚的，不多。

不知道過了多久……那個工作人員匆匆跑了出來：「同志，進去說吧。」

我倔強地仰起頭顱：「我不，不解決我就天天坐著，餓死在你們門口。」

他急得滿頭是汗：「求你了，進去吧，我們縣長來了。」

縣長是個面色溫和的中年男人，他看著桌上的材料，仔細詢問著我家的情況。

末了，他拿出文件，說兩年前那場災難後，我們村上交了殉難者的名單，縣裡也給了一定的補償，難道我們一直沒收到這筆錢？

我搖頭，外婆無數次地說過當年的事，別說補償了，安葬費用都是自家掏的家底。

縣長說：「這事我會徹查下去，不會讓為人民犧牲的英雄受到委屈的。你先帶著孩子先回去等待結果。如果事情屬實，我們會還你們一個公道。」

我用力點了點頭，走出了縣政府。

……

回去日子並不好過，我豁出去大鬧一通的事，很快傳遍了全村，村支書氣急敗壞，來我家算賬。

「你這婦人翻天了，還跑去告狀。你這是要給我們村抹黑！」

「我們哪裡沒照顧你？找人養你的娃兒，還讓你拖欠工分，還要怎麼照顧？」

「你男人死了那就是他的命。你要學會認命！」

我一言不發，定定地看著他。

他忍不住發問：「你想幹啥？」

「想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為。你好自為之。」

他看了我幾秒後，聲音軟了下來：「我說桂蘭，你怎麼也是本家的媳婦，別鬧了吧。」

「這事咱們村裡是有不周到的地方，我答應你，我給你搞一份補償，再安排你去村委當個材料員，怎麼樣？」

「你去縣裡說說，就說是自己誤會了，咱以大局為重好不好？」

他口水都要說幹了，我隻是笑笑：「我不。」

我趁他不備轉身跑回家就鎖緊了門窗，為避免村支書陷害我，第二天我連工都不出了。

每天我和三個孩子都警惕地盯著窗外，生怕那些人再來生事。

他來過幾次，在外面怎麼吼叫，我們都打死不開門。

這天夜裡他更是提了把斧頭站在院子裡，眼神陰惻惻地盯著大門，仿佛下一秒就要劈開。

8.

我害怕得要命，也提了把斧頭端坐在黑暗裡，心想他要是敢進來，我就和他同歸於盡。

好在兩個小時後，他灰溜溜地離開了。

就這樣，一直堅持到了第五天，縣裡來了人。

他們直接帶走了村支書，說貪汙補償款屬實。除此之外，村支書還貪汙了不少別的款項，要一一處置。

他們再找到我，說組織已為我家男人正名了，作為英雄家屬，縣長出面，給我安排了一份可以養家糊口的工作。

我是在眾目睽睽之下帶著孩子離開村子的。

我知道，大家對我頗多微詞。她們本就看不慣我做農活的速度，又畏懼我做出了這麼大膽的事。

所以我隻向對我態度還算不錯的兩位村婦點了點頭，算是告別。

可就在我們上了縣裡的貨車時，那些婦人竟然圍攏了過來。

我警惕地看著她們，伸出手護住了三個孩子。

「張桂蘭，」一個胖女人站了出來，「你就這樣走了嗎？」

我對這個女人印象深刻，平時她諷刺我的次數最多。現在來，怕又是領頭來找麻煩的。

我擋在孩子面前，抿緊嘴唇一聲不吭。

「你說話呀！」她聲音提了幾度。

我無語：「你有啥事？」

胖女人看了我半晌，猛地從身後拿出一隻袋子：「喏。」

那袋子鼓鼓囊囊的，我警覺地看了一眼：「什麼？」

她愣了一下：「給你的呀，拿著。這是我們姐幾個連夜給你做的衣服……」

「是啊，村支書的事我們心裡嘀咕不敢多想，要不是你仗義執言，我們現在都還被他蒙騙呢。」

「是啊，我家老二的賠償款也是被他給汙了的。」

「還有我家的工分，每次都莫名其妙地少了。」

「我們也沒啥送你的，見你衣服都舊得不成樣了，才想送這個給你。」

「張桂蘭，去了縣上沒忘了我們呀，雖然我平時吼你來著，但我並不是真的討厭你……」

「還有這個，這是去年分的棗子，我攢下來的，你拿去給孩子們吃。」

「還有這個桂花糕，是孩子他大姨從城裡買來的，也給你帶著。」

村婦們七嘴八舌，手裡拿著包裹往車上塞，曬得黑黑的臉上全是質樸的笑。

其實她們……真的不是什麼壞人啊。

我伸手接過東西，低聲說：「謝謝你們。」

身邊縣裡的同志忽然說：「你們村支書這件事，村裡好多人都出來作了證。要不然我們也沒辦法這麼快確認。」

我望著車後的村民，心裡有些不是滋味。

以前，我隻覺得她們都是一些無知村婦，平時摳摳搜搜斤斤計較，總是為雞毛蒜皮的事爭吵。

我厭煩她們，家裡遇到事情也沒想過找她們幫忙。

原來她們也是有良知，知善惡的。

我把包裹抱在懷裡，帶著三個孩子向她們揮揮手。

9.

去了縣城後，我被安排在糧站當臨時工。老大也安排在縣城的小學讀書。

丁建國聽說後，跑來看我們：「你們村那件事，我聽說了，隻是聽說得晚了，早知道就來縣政府幫忙了。」

「哈哈，你不是有工作的嗎？到時受處分可不好。」

「張桂蘭，你真的很勇敢。」

我低聲說：「這世道受苦受難的人不少，但像我這樣不要臉面豁出去的卻是少數。誰讓我們想活下去呢？」

是啊，我若是不拼命，大姨我媽小舅就會沒命。

丁建國在糧站的小房子待了半小時，順便替我們換好了壞掉的水管和燈泡。

「有啥事說一聲就是，反正離得挺近。」他爽快地說。

我點頭應了聲。

我很快開始工作了，任務是按照糧票幫著派發大米，加上打掃庫房衛生。

這工作繁瑣又累人，但也有極大的好處，每天清理的碎米碎糧我們可以瓜分。

我當時就笑了，把我安排在這裡，那不是如同把老鼠放進米缸嗎？

後來幹了些天我才知道事情沒我想的那麼簡單。

每天分的碎糧其實就吊著不餓死的一點點，而且我們這種臨時工好處撈不著，還淨背黑鍋。

半個月後，正好是糧站對賬的日子。

我和另一位臨時工老朱悶頭在庫房搬運，收拾整理。

他忽然說：「你感覺這次的賬能對上嗎？」

我愣了一下：「怎麼能對不上呢？」

他說：「我感覺不太對勁……」

這時我才知道，糧站的打雜工作如同活在風口浪尖上，總有一些心懷不軌的人偷雞摸狗。

我感覺到老朱知道些什麼……但是他不說，我也不好問。

到了下午，賬出來了，貨果然少了，差了足足一百斤糧食，相當於三個壯漢的供應糧。

主任大發雷霆，把我們守庫房的幾個叫出來盤問。

可我也說不出來啊，隻能低著頭沉默。

後來主任一拍桌子，說這事必須徹查到底。

副主任竭力勸說，他也沒消氣。

結果也沒查出來，主任說要扣我和老朱一人十塊錢工資，而且等我們幹完這個月，就隻能回家了。

我心裡拔涼拔涼的，工資瞬間少了一半，還得走人。

從糧站出來後，我戳了戳老朱：「分碎糧的就咱們兩個人，量也沒多少啊，我倆能吃掉一百斤？」

老朱黯然搖頭：「這個月我每天都稱過，一天最多二兩，一個月充其量，也才六斤。」

「那剩下的九十四斤哪去了？」我咬牙切齒，「被狗吃了啊？！」

我的聲音很大，大到老朱嚇了一跳，他小聲說：「別說了。」

我這才反應過來，副主任正夾著他的包慢悠悠走了出來。

我抿緊嘴唇，決定好好查個清楚，把這顆耗子屎揪出來。

10.

糧站工作人員十幾個，我不可能挨個查。所以，我選擇跟蹤老朱。

我蹲守了大半個月後，發現了端倪。

老朱確實發現了那個人，而那個人還是我一直挺尊重的副主任。

他表面是一副老好人的形象，衣服破舊不堪，常年穿一雙磨出毛邊的黑布鞋，頭發也亂得跟稻草一樣。

他人也隨和，從來不苛刻下屬，對我們這種臨時工也十分照顧。

可就這麼一個人，悄悄和外面的人做交易，用極低的價把米賣出去，再把賬抹平。

賬是平了，可貨卻少了，最後坑到的，還是我們。

我試圖找證據，但不太容易，70 年代沒手機又沒錄音筆。

副主任在糧站混了好多年，比我有根基，所以我沒聲張。

在他第三次與外面的人交易時，我全程跟蹤，記下了他們的交易信息……數量多少，在哪裡私下售賣，吃了多少回扣。

我反手就準備去找主任。但關鍵時候，副主任忽然休假了，說是妻子去世了。

這時我才知道，他妻子病了好多年，是前些年打屁股針留下的後遺症，經常痛得站都站不起來，一年前還癱瘓了。

副主任帶著他妻子去大城市看病，但都沒有結果。

他妻子農村戶口，看病報銷不了，所以副主任的工資、家裡的老房子全都搭進去了。

現在，他病了好多年的妻子還是沒有挺過去。

聽聞這個消息，我沉默了一下，把那舉報信暫時收了起來。

沒想到幾天後，辦完喪事的他找到了我。

他開門見山：「小張，你一定知道那件事了。」

我愣住。